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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七大已闭幕,笔者赞同加州自由撰稿人黎昂、周祖涵及温哥华李牧三位作者,发表在4日《世界日报》名义论坛的佳作,是海外民意的聚焦观点,公道自在人心。不由人会坦诚的质疑,所谓“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中说:以人为本的人,是指最广大人民群众,尊重和保障人权,就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早在千百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现代社会,已经在经济上跻身大国行列的新中国,胡总强调的以人为本,是否在承认“昨非今是”,坦诚过去一再以“斗争哲学”治国的错误?历史上大禹闻过则拜,所以为世人尊敬;历代开明封建君主,如汉武帝、康熙等,也曾“下诏罪己”。反观解放后的二十几年混乱中,中国某些国家领导人明曰反对封建糟粕,实际上不纳忠言,坚持一己之见,最终酿成祸国殃民的大灾难。
胡锦涛认为他所提及的“以人为本”,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义,他曾经批评“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了人的社会性,以抽象、永恒不变的人性说明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取得和巩固统治阶级地位的服务的。”笔者试问美国“以人为本”一贯的民主自由治国理念的永远基础就是华盛顿倡导的To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可见胡总的“以人为本”,仍然立足于换新鞋,走老路的方向未变。显示所谓社会主义,一党专政下的“名义民主观”,如今列入中共党章,意味着新一代忠于党,仅仅只要对党忠诚,不当党的罪人而已。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普京尽管是现任执政党领导人,但他仍然愿意为斯大林独裁统治“肃反”运动欠下的人民血债进行平反,这是代人受过,力挽人心。能对当年的历史错误负责,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知错能改,反而成为他执政成功的奠基石。笔者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今的中国国力强盛,经济腾飞,政府倡导文明执政,和谐社会,何故不能还当年错划右派本人及家属一个说法?
值此中国大陆反右50年鉴,海外多家著名报社杂志都发表过相当有份量的几篇关于提出对中国错划右派平反的文章。可十七大亦好,人大也罢,共产党和政府不仅没有认真对待此问题,反而千方百计回避狡辩,甚至对北京61位老人做出了行动监控的举动。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回首往事,走出校门后的我继承父业,与长兄从事上海与苏南地区纺织染整、毛纺、纺机六厂连锁企业管理,正是家族兴旺时期。1947年春,我曾去找无锡老乡戴姓瞎子先生算命。一番演算之后,他竟预测笔者应当及早远避他乡,出境或出国。他说上海乃我命中是非之地,并批算我在37、38岁时会被千斤石压,虽因祖上积德及本人生性善良,不会有性命之忧,但此劫数再所难逃。之后他又摸我手骨,说我将来健康长寿,还有一番事业,前途无量,只是要避灾避祸,走为上策。不听其言,言得测中。笔者除认输服命之外,更对当初“反右”荒谬事实深感无奈、荒唐。
屈指一算,笔者是在1958年4月18日下午三点,在上海市政协特假北京西路铜仁路口原“颜料”大资本家吴同文家居住的绿色别墅大厅内,宣布被划为长宁区十大右派之一的。当年的“反右”运动,原则全然在毛泽东制定的“六条标准”之上。中央专案组按照其指示,要在各级政府、民主党派、工矿商贸、教育机构及各行各业中务必揪出5%的“样板”,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而对我罗列的主要罪名是:对自营工厂企业,表面愿意公私合营,实则口是心非,自持学历及经历高深,藐视政府公派党员。当时我所经营的企业,生产的是上海填补国家科技空白、代替性进口产品--X光超声波红外线无损伤探伤机。企业内含8个车间,18个工种,尽管经历过一个接一个水深火热般的群众运动狂潮,竟奇迹般的没有停过一天工,连续三年承接订货。政府提出公私合营后,委派仅有小学学历的翻砂工人、靠三反五反运动斗资本家起家的党员代表来接管,不仅提出不符合经济效益的生产计划,更荒谬地要求工人将生产能力番62番,导致工厂大量不符合需求的产品加压。笔者兢兢业业、惨淡经营,却被扣上如此罪名。
我还记得当时在大会上,由上海市工商联常委徐士华宣布被划右派时说:“李宗海虽已交代了他反对公方领导,听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之谬论的90%,但还是得戴上帽子……”,会后他低声安慰我说这只是“劫数难逃”,正是“瞎子吃馄饨,心照不宣”。所谓一念之差、一步之遥,失之千里、追悔莫及。正值事业青春的38岁,笔者被当头棒喝,白白被牺牲了大好年华。二十年后的1978年4月18日下午三点,笔者在合营企业大礼堂被宣布摘帽。厄运如乌云般布满了青天白日,但最终掩盖不了光明和真理。笔者迄今难以理解,被扣右派帽子整整20年,连时辰也不差,是否应理解为冥冥中自有安排,归其宿命论?
请回忆一下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全国人大通过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步宪法,“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毛泽东独揽大权,连党内民主人士亦被他铲除,未经全国人大讨论、决议、授权,以“朕即国家”的现代“圣旨”做出“最高指示”,逼令邓小平执行,号召动员全民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然后背信弃义,特别针对党内、民主党派和各界知识分子,只要是对党和政府提出过任何不同意见或建议的人,一律采取心狠手辣的大规模报复打击,大掀史无前例的文字狱。全国上下一片混乱,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至今还历历在目。反右的非法性,不仅表现在违反宪法,在中国的民法和刑法中都找不到任何的法律根据。建国初期的法典里,是找不到“反党反社会”这一莫须有的罪名的。更何况将个人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导致国家55万余人被错划的历史性悲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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