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记者江迅的《清算反右化解现实矛盾》一文，是对近代史学家，“大右派”章乃器之子章立凡的专访，他在文章中，这样写到：“章立凡认为，当下中国出现大量不和谐、尖锐的社会矛盾，都和反右时期留下的问题有关，要梳理解决现实问题，就必须认真清算反右。”

他们从中日两国组成委员会研究历史说起，说到五七年反右。章立凡说：“反右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还有文革，至今得不到清算，仍‘为尊者讳’……不要总是说别人不道歉，实际上你自己做错了事情，至今也没有听到说一声道歉。”

 章立凡父亲章乃器是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共执政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出任国家首任粮食部长。这位爱国民主先驱，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但拒绝在结论上签字，一九七七年去世。

回顾历史，我们不妨来看看当年有代表性的右派言论：如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以今天来看，无非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方案；罗隆基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要纠正工作中的错误，仅此而已。有很多涉及党与非党的关系如何协调，还有就是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当时总是搞触及灵魂的思想改造，历史已证明这一套完全失败，因此，且不说反右动机如何，从当时的右派言论来讲，我认为并不过分，而且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右派都搞错了，仅有百分之零点零一是搞对的，就说整个运动是正确的，这是站不住脚的。

现代史学界对毛泽东发动反右的动念， 多数研究者认为反右的国外因素，肇端于五五年赫鲁雪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及不久后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章立凡却认为，五七年的政治风潮可分两阶段：先是党内整风，后有全国反右。从前因后果看，整风的目的是否纯为“引蛇出洞”，恐怕未必，只不过反右的创痛太惨重，以致很多人忽略了整风也是有目标的。毛有两个目标，一是党内目标，一是党外目标，大鸣大放整的是干部，后来把党内外一起收拾了，毛利用外部力量来整内部，利用完就丢弃或再打掉。反右的结果，一是独树毛在党内的权威，二是他也早就想除掉这些民主派、自由派，整掉非党竞争者。反右把五四以来的科学与民主的传统破坏了，把党外民主消灭了，而党内民主也无法立足了。必须反省和清理历史，社会才可能向前走。

与章立凡的专访异曲同工的另一篇文章，是江迅先生对中国头号“右派”，章伯钧子女章诒和的专访，可以说，这是一篇动人心弦的公悼讣文。摘录如下：

经历了年初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禁书事件的章诒和，抖落身上的尘埃，抚摸身心的伤痛，在反右五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再次秉笔并说，“述说的冲动令我寝食难安，泪水滴落文字段落中”。作为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她写下《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和祭父长文《云山几盘，江流几弯，天涯极目空肠断》，还为北京文化人、当年右派邵燕祥的新书作序。(

章诒和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说，邵燕祥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能写出一本长达六百页的《别了，毛泽东》，我不感到惊异。因为他是个觉醒的人，一个知识分子，敦厚善良，又始终坚持自己的见地和锋芒。不过，邵燕祥的见地和锋芒与我不同，我比较直白，而他充满智慧，这和人生经历是不一样的，和年龄也是不一样的，和他在党内而我在党外是不一样的，但丝毫不妨碍我们对他的阅读和评价。”(ch

七十四岁的邵燕祥的书铺陈十三年一个个脚印。章诒和说：“透过这本书的阅读，能让你恢复记忆，重拾几乎被遗忘了的东西，再现从前的感觉，重回历史中去。邵燕祥是有锋芒的，他的锋芒在文字里，在他的行为里，在他自己立的规则中。我的很多行为，受到过他的很多支持，也受到过他的批评。他既从事实出发，又从你的工作如何更有效的角度出发，给了我帮助。这部书的序言是我写的，我不是写这本书序言的最佳人选，给人的作品写序，起码要有资格和资历，而我资格和资历都不够，只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章诒和说：“从作品看，他比我们站得更高。他的觉悟让我有点意外，平时他不常常说这些话。比如说一九五七年的事，我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他也是受害者，他是戴了帽子的，在这顶帽子下沉重生活了几十年。在2007年1月的《新年试笔》中说，‘我虽也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冲击，但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我能不能代替一直不作声的中国共产党，向所有一九四九年后的无辜死难者说一声对不起？但我深知，没有哪一级党组织授权，让我来履行这一个道歉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这种忏悔意识，我没有。这说明他是用全人类的胸怀来看待这样一个事件，而不是说，你整了我，我要控诉。很多人读了他这一篇《新年试笔》后，吃惊地问我，邵燕祥是基督教徒吗？他不是，但他有忏悔意识。他始终把从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庐山会议、三年大饥荒到文革，他都视作全民族的大灾难。这需要博大胸怀，需要人性的悲悯情怀，他足以令我敬佩。在为他写序时，我掉泪了。我被他感动，为他忧伤，像他这样的觉悟，我们中国实在是太少了。”

章诒和继续说：“在写我父亲的那篇文章里，其中有一段就是讲沈钧儒的，我写到这儿泪流满面，我和沈老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当我看到他在反右后口袋里揣著一张条子，随时拿出来看，上面写著四句话‘你是不是听党的话了，你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了……’。你忽然会觉得，中国民主宪政最早的提倡者和鼓吹者，一场运动下来，光芒顿时暗淡，你会产生非常深刻的悲哀。……”(c

章诒和说：“当时读了邵燕祥的《新年试笔》，人们都在欢乐过年，他提醒我们，2007年是反右五十年纪念。他记得，我也应该记得；他用笔写，我也应该用笔写。这不仅仅是为了五十五万个右派的生命。如果让今天的五十年无声息地过去，到六十年当事人都走光了，我自己是否还活著都是一个大问号，因此今年一定要抓紧，我们能写的都要写，可以出版的都要出版。……述这些，是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缅怀。那一代人都走了，但他们向往的民主政治的任务，在没有实践的情况下都走了，我们这些人就要继承下去。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一代又一代重复著同一个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