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正当即将毕业的西南师范学院学生张克继与恋人一起憧憬毕业分配的前景时，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发生了，仅仅因为随手在黑板上写下了“阿Q”两个字，便被打成“右派”。毕业留校的计划立刻化为泡影，他和恋人从四川来到了大西北，命运从此被改写了。今年正值反右运动50周年，本报记者在多伦多采访了曾经的“右派” 张克继与老伴李元镜。

   张克继与老伴李元镜来多伦多探亲，他们的女儿在这里生活。两位老人都已经退休，退休前张克继是陕西省的特级教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李元镜是陕西教育学院的教授、国务院津贴享受者。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他们总算盼来了一个相对安稳的退休生活。他们的大女儿去美国留学，毕业后就留在了那里，小女儿移民到了加拿大。三个活泼可爱的外孙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1953年，张克继和李元镜同时考上了西南师范大学数学系。从相识到相恋，一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生活。

   当时刚刚解放不久，新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活力。政治环境宽松，经济发展稳定。一大批从国外回来的教授在大学里任教，这一切都让他们这群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对学习与生活充满信心。李元镜回忆说，当时的政治课不叫“政治”，就叫“总路线”，也就是毛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几乎所有的人都为此激动，1956年周总理提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因为当时在学苏联，学校里就提出“向副博士进军” 的口号。学校里的生活非常好，读师范大学不但不要学费，吃饭也免费，平时四菜一汤。生活困难的同学还可以申请补助，冬天有棉被，夏天有蚊帐。当时苏联的文学、艺术十分流行，唱歌、跳舞，生活丰富多彩，她当时参加了学校的舞蹈队，至今还记得她们表演话剧《青年近卫军》的情景。她说那个时候真是发自内心的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张克继当时也是校园里的活跃分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他是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读书、谈恋爱是他的主要工作。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的斗争正式开始了。当时正处于热恋之中的张克继和李元镜除了读书，业余时间差不多都消耗在公园里了。所以他们没有什么“鸣放”举动和言论，也就没有被“组织”定为右派目标。

    距毕业还有12天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当天早晨，班长通知大家去教室开会。时间还不到，学生们三三两两在闲聊，张克继碰见了好朋友，这是一个他从中学开始就同班的铁哥们，张克继说我昨晚做梦梦见老邱的儿子了，老邱是他们的同学，只不过年纪要大得多，已经成家了，曾带他的儿子来过宿舍。因为知道他在谈恋爱，朋友打趣张克继，“你不是梦见老邱的儿子，你是梦见你自己的儿子了吧？”这句话不要紧，很多人拿张克继寻开心，张克继感到有些难堪，便从教室的后面来到了前面的黑板前，操起粉笔随意写了起来。当时还有几个人在黑板上随意写字，整个黑板被写得密密麻麻。一位姓胡的女生看见张克继，悄声问他，“怎么，被大家羞得抹不开面子了？” 张克继说，开玩笑，我的脸皮比城墙都厚，还怕他们开玩笑？这位女生笑他，你也就是阿Q一下罢了。张克继和女生边说边写，随手写下“阿Q”两个字，他还认真地告诉她，这个“Q”要怎样写才好看，“Q”的尾巴要拉多长。张克继隐隐约约看见这位女生好像写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几个字。不久就开会了。

当天中午，党小组长把张克继叫到了教室，说有重要事找他。张克继一进教室就愣住了，上午被写得乱七八糟的黑板此刻干干净净，只留下了他写的“阿Q”两个字，而另一个角落留下了“泽东”两个字，他知道那是姓胡的女生写的。党小组长要他解释这是怎么回事，此刻教室里坐着的全是数学系的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成员，大家一言不发，表情严肃。张克继如实讲述了事情经过。他远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讲完经过，他以为就没事了，还轻松的问，没事我就去打球了。

事情的发展远超出张克继的想象。当天下午，张克继发现校园里有人在散发传单，他拿过来一张一看，大标题就是“反右派斗争又取得伟大胜利，右派分子张克继、胡某某还在抵赖”。张克继当时就气得不行，他找到党小组长去问个究竟，结果对方先是支支吾吾，后又声称不知道，张克继和党小组长吵了一架。接下来几天就是连续的开会，要他交代和女生胡某一起合谋写反动标语的动机。

李元镜记得，出事的当天很多关系要好的女同学还开她的玩笑，想不到第二天就义正辞严的批判她，要她和张克继划清界限。一场残酷的运动彻底改变了她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她不明白人们何以如此恶毒。

李元镜说，当时她们班里有6位同学被打成反党集团，就因为他们曾说过某某将来要做国家主席，某某要做外交部长，某某要做宣传部长，以此认定他们阴谋夺取国家政权。李元镜后来在奉命看押他们时，天真的她还在劝他们放弃这样的想法，然而同学哭笑不得的反问让她有些糊涂了，一位同学问她：李元镜，我说我要造反、当国家主席，你信吗？一句玩笑罢了。

李元镜说，当时的西南师范学院艺术系的男生无一落网，全部被化为右派，这让她很想不通 。当时非常流行穿苏联产的花布，甚至把穿苏联花布做的衣服当成一项政治任务，而她认识的一个女生就说了一句大实话“苏联花布不耐穿”，结果被批判为反对苏联，自然也就被化为右派。

张克继被化为右派，留校是没指望了，他唯一可以做的是在大西北的陕、甘、宁中任选一个，否则便不分配。李元镜比较幸运，没有被卷进来，但她拒绝了组织的要求，在批斗张克继的会上，她仍坚持“死也不相信张克继反党反社会主义”，因此没有和右派张克继划清界线，而是义无反顾地主动报名要去大西北。

他们先到了西安，这时张克继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对派”的文章，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个右派的严重性。李元镜历史清白，被分配在西安一所高校任教，但张克继是右派，必须到条件更艰苦的陕北去工作。李元镜又一次要求和张克继一起到榆林去。

就这样他们从山清水秀的重庆来到了毛乌素沙漠的边缘。

李元镜说，她刚到榆林住进窑洞的时候，心凉了半截，她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恶劣的自然环境。让他们吃惊的不仅仅是这里的经济落后，更为惊讶的是这个地方的教育如此匮乏。孩子们的教室简陋得难以想象，在下乡义教时，他知道了什么是“复式教学”。教室是一个破旧的窑洞，光线非常暗，中午12点钟走入，三四分钟内你的眼前就会一片漆黑，等到瞳孔放大，才能看到教室里面的学生。学生的桌子是用木板、土块垒起来的，他们屁股下的凳子就是几块废旧的砖头，一个教室内经常会有若干个班级，通常都是给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其他两个年级的学生上自习，上完课的学生会写老师布置的作业，老师便接着给另外一个年级讲课。“复式教学”也就是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兴起的，虽然这种教育保证了师资，但是教学质量却不敢想象。

事情就是这样，对张克继来说是个不幸，而对榆林的学生来说却是另一个结果了。榆林汇聚了一大批像张克继这样来自北大、北师大的右派，他们在忍受政治环境带来的变故时，把全部心思放到了对神圣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上。张克继说，陕北的生活十分艰苦，但那里的人们十分淳朴，他们从没把这些右派当作“反对派”来对待，和那些留在其他地方的右派同学相比，张克继说他最大的幸运就是没有受到人格侮辱，没有被游街示众。六十年代，饥饿差点夺取张克继的生命，然而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人给他送了一小袋炒面，还有人从门缝里塞进几斤粮票。李元镜说，那袋炒面他们是含着泪吃掉的，到今天也不知道是谁送来的，为此他们对陕北的百姓至今心存感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克继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先进工作者、特级教师、有突出贡献专家等等荣誉全来了，工资、奖金、补贴让他眼花缭乱，收入不断增加，房子有了，职称评了，两个女儿先后考入重点大学。张克继把所有的精力几乎都放在学生身上，他的学生考入重点大学者不计其数。

2006年，张克继与老伴李元镜回到四川，分别49年的同学重又聚在一起，他们有坐轮椅来的，有吸着氧气来的，也有人永远也见不到了。同学相聚，恍若隔世。张克继说，那场特殊的运动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和有些人比起来，他还不算是最不幸的，他只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在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