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的城市贫困化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了，政客和反贫困专家们也不是第一次“拂袖高呼”，但是多伦多，这个加拿大最大城市的贫困问题改善了吗？去年快年底（11月26日）的时候，大多地区的公益金组织发布了一个报告，就把政客们的嘴巴狠狠煽了一把。这个报告的题目是《越来越糟：加拿大最大城市的家庭贫困化问题持续恶化 Losing Ground: The Persistent Growth of Family Poverty in Canada's Largest City 》，尽管省长麦坚迪在看到消息之后当即表示要向贫穷开战，但是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引发加国对经济增长的担忧，以及鉴于安省对美国出口的依赖性，安省势必将在这场衰退中首当其冲。因此，安省能有多少财力和精力来关注和消除贫困问题，令人怀疑。对于报告关注的焦点多伦多，则难以听到明确的声音。市长和议员们在去年如愿以偿给自己涨薪之后，今年的焦点则是忙于兑现新增的两项税收。多伦多的贫困问题谁能来解决和关注呢？

多伦多的贫困问题

大多地区公益金组织的这个以少有严厉措辞开头的报告，不知道有没有惊醒那些躺在富人怀抱里夸夸其谈的政客们，至少，报告出台后近三个月来，并没有什么令人高兴的举措和计划向省民和市民公布。大多区公益金组织的这份报告把一个4口之家（一对父母加上两个小孩）年收入在27，500元之下定为贫困家庭。如此一来多市就有多达30%的多市家庭属于贫困范畴，也就是说相当于有93，000个家庭生活在贫困之中。17年前的类似调查报告显示当时多伦多还只有16%的家庭生活在贫困之中。报告指出2005年多市有一半的单亲家庭是低收入家庭，而这些家庭更容易产生种种问题。报告并称多市的贫困化发展迅速，快过加国任何一个城市或地区，程度之深实在让人惊讶。在多伦多这个大城市讨生活真的“非常非常难。”

多伦多的贫困化程度之深，早在大多地区公益金组织的这个报告之前就有多伦多大学和怀尔逊大学的学者调查过，比如多伦多大学的教授 David Hulchanski就说多伦多已经陷入一个两级分化严重的社会，中产阶层在30年间消失了三分之一，而新的制造业失业也将造成新的贫困问题。他的报告显示高收入一端有60%者是白领，他们的收入在30年里增加了71%。而贫困一端，上个世纪70年代几乎没有穷人的皮尔区和约克区也出现了穷人，而且数字还在增长。

多伦多为什么会贫穷？

城市贫困的形成有很多原因，既有城市政策这样的制度因素，也有人们这样的个体因素。城市决策者们如果重视贫困问题，那么贫困化就不是挥之不去的城市毒瘤和梦魇；而个体因素尽管相对难以解决，也将被遏制反贫困举措的社会层面之内。有人从贫穷产生的时间上寻找原因，认为上个世纪70年代正是加国持续移民的时候，而之前的魁北克和蒙特利尔、之后的安省和多伦多都是加国移民接收的大户，移民收入低，和移民难以取得和本地出生者同样的待遇，是产生贫困的两大方面。移民难以找到好的工作，被专家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加国的现行政策如缺乏学历认证等相关举措阻碍了移民梦的实现；二是工场单位的职场文化将移民隔离，产生一批低工资者。这些所谓的职场文化，其实质被指是语言问题。完全不会语言、语言不够工作交流、语言流利但是发音不地道都影响职位的获得、以及职位的提升。根据统计，安省每年就有10万成年人注册参加语言课程班就读，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其中只有22，500人能获得联邦政府资助的LINC学校就读资格，不要缴纳学费，并且免费托儿。但是其余想掌握语言者就只能挤入像ESL这样的省府赞助的收费学校，并且还没有免费托儿场所。即使是一些教堂开办的语言班也多有同样的ESL收费政策。但是即使如此，这些 ESL学校和班级还是遇到开门还是关门的窘境。比如，多伦多教育局有注册的ESL学生32，000人，但是去年给教育局的拨款少了160万元，这意味著更多的多市ESL学校不得不关闭，而那些本指望通过学习第二语言来寻找更好工作的移民面对梦想破裂的困境，他们不得不紧闭双唇去赚取最低工资。实际上，移民群体的贫困问题正变得更加严重，专家认为政府不能只制定政策吸引移民，而要制定政策关注移民的生存、生活和发展。但是加国移民几十个年头来，一个海外资历认证的措施至今都不能得到数任政府的解决，就可知政府在制定政策层面上有多滞后。

多伦多大学教授 David Hulchanski在他的研究报告中认为多市产生贫困的原因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市区中产者迁居郊区，导致市区贫困人口比例增多；二是市内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促使市区人口结构转型。而作了近30年公务员的John Stapleton 在他的《为何进一步是如此之难？》的报告中分析说政府的政策有时缺乏目标，让那些有心摆脱贫困者反而不能脱贫，只能蜷缩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内，不敢越雷池半步。因为一旦收入增多，廉租房的租金会快速上涨，租赁者甚至要失去居住廉租房的资格。根据他的计算所得，居住在廉租房的人每多赚一元，反而要损失多达5毛钱的福利。但是实际上，他们能有的那点收入又并不够他们支付商业公寓的高昂租金，因此他们一旦失去廉租房，以后工作不保，想要再回来，可没有那么容易。如此一来，居住在廉租房的人哪里敢轻易找一份工资不高不低的工作。如此一算计，他们反而不鼓励自己的儿女长大后寻找好工作而令租金上涨，使得贫困问题近乎“世袭”。而多市的政策规定，儿女在18岁之后要搬离廉租房，但是实际情况是一旦有工作的儿女离开父母，将让父母更进一步陷入贫穷之中。 John Stapleton指出，造成这样的局面，显然是政府在制定政策上的目标不够明确，导致了这样制度性的“硬伤”。

研究者认为，多伦多的贫困扩散是政策失误、缺乏明确反贫困目标和举措所致，是由于政客们一再坐失解决贫困的良机和诚意，使得多伦多的贫困问题迅速扩散，最终达到今天这样令人吃惊的深度、广度，其比例已经达到全加第一，使得以多市一家之财力已经无法将问题收拾干净。在2005年的6月份，CBC第一电台就播出了一个连续4天的深度报道系列，叫做“富城市 穷社区Rich City, Poor Neighborhoods ”，指出实际上贫穷在多伦多迅速扩散，已经触及到城市近郊圈。而城市决策者的错误使得近郊的贫困更加严重，因为“这些地区被设计为中产阶层者居住，他们有车有房而不是那些不得不住在这里并依赖公车系统的穷人们。”

反贫之路需有明确目标

贫困问题尽管呼吁有年，但是总不见安省和多市有多少解决之道。就像多市反贫困组织担心的政府总是出台一些零敲碎打的政策来糊弄穷人和反贫困组织，而没有系统性、目标明确性的政策。那么，是不是作为西方工业七国之一，又是惟一一个国库有盈余的国家，加拿大没有贫困或者贫困问题并不严重呢？非也。多如牛毛的文件和报告不断说明加国贫困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反贫困声音之微只是因为贫困阶层缺失话语权，政府不重视加上某些顽固政客竟然认为加国（比如安省）没有贫困现象，使得解决贫困的问题一再拖延。看看同样是西方工业七国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1999年当政时就宣布减少贫困25%，5年后他实际减少了贫困23%，接近达成目标。再说同样是加拿大省份的魁北克，魁北克2002年向贫穷开战，自提要求在“2013年时，魁北克成为最少有贫困化的工业民族。”到2005年，该省的贫困率已经由17.5%降低到11.8%。新民主党全国领袖林顿曾说“自由党善于制定目标，却难于达成。”但愿安省的自由党政府不是林顿所说的这样，而掌权的多伦多议会多数党自由党更不要连个目标都没有。

本周三（2月27日），Toronto Star 发表CAROL GOAR的专栏文章《减少贫困的两个半计划》，她说下届联邦选举时人们将把反贫困化问题提到特别高度，逼迫参选政客将解决贫困问题列入竞选纲领之中，并会要求竞选政党有反贫困的具体目标和明确的时间表。“目前只有自由党有这个想法，那就是在当政的前5年内消除三成贫困。”相比之下，新民主党则有非常明确的具体目标，那就是国家的儿童福利金增加到每年5100元，给儿童非盈利机构注资12亿元，10年内建造20万间经济适应房，联邦政府规定最低工资为每小时10元，并把工薪收入税收福利增加到每年2400元。但是其他政党比如保守党和绿党却暂时都没有反贫困计划，也没有明确的目标。

贫困问题少有人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反贫困的声音还是偏弱。偏弱的原因甚至追究到一些声称代表穷人的反贫困组织专家们身上。著名时事观察家GOAR则质疑反贫困专家在多大程度为贫困发声过。她说成为在加拿大一个专家成长的典型之路是取得大学学历、加入智库或为福利机构工作或自己运营社会服务机构。但是她说：“真正贫困者的生活并非表面看来那么容易解读，解决的办法也不是像纸上所写的那么好看”。为让贫困者自己发声，向社会提供鲜活的证据并要求向贫困开战，多伦多目前开办有一个12周的培训课程，叫做“街巷之声 Voices from the Street”。这些参与者不多，但他们既是实际的贫困者，又是明白贫困对社会影响的人，由他们来倡议反贫困当然会让社会反贫困的声音变得强大，也势必能向各级议会进行鼓吹、进言，影响决策，从而能出台反贫困的措施。这样的自救也许是敲打那些熟视无睹或者推皮球卸责任的政客们的最好办法了。

在发起自救之时，反贫困组织向政府和社会开炮，声称他们应对贫穷负责。他们说能理解多伦多新增贫困人口中多属于制造业调整中的结构性失业这一“事实”，但是遗憾的是这些失业人口中还并不能保证享受政府提供的失业津贴，数字显示多市仅有22%的失业工人能拿到失业津贴，低于其他城市，即使蒙特利尔也有36%的比例。对此，多市苗大伟市长曾说这是属于联邦政府的范畴，他认为既然多市贫困率最高，难以理解获批失业金者比例低这一事实。他希望联邦政府能拿出诚意对待大城市的贫困问题。反贫困组织还抱怨说，大城市生活费用持续上升，而工资却没有什么变化，是造成贫困加剧的原因。他们指出，低收入者赖以代步的TTC近年来价格不断上涨，公寓房租金只涨不跌，令城市人口只能依赖越来越多的1元店来生存。即使这样，贫困者还是把开销降到令人难以想象的最低水平，而生活水平的降低是将健康作为代价，最终结果是安省的医疗系统不得不花费更多，使社会系统运行代价升高。

遗憾的是，虽然多伦多的贫穷问题已经导致社会环境的变化，贫穷已经沦为大城市犯罪率上升的罪恶之源。但是，从目前联邦政府的政策看，联邦政府还没有承认贫困化属于问题严重，也根本没有解决贫困的诚意。看看本周二（2月26日）刚刚宣布的联邦政府新预算，虽然承诺在未来5年内将推出总额为600亿元加币的税收优惠措施，但是公司受惠最多，贫穷人士得不到任何好处。预算案刚一宣布，新民主党领袖林顿就批评保守党政府只是优先考虑有钱人的钱袋子，而没有为辛苦工作的家庭着想，他并表示要投下反对票，并批评自由党对保守党一味退让绥靖。新预算案还显示加国的国库将难以继续往年的好光景，预算显示到2009-10财政年度，政府预算盈余将接近为零，让国家随时有被拖入到赤字的危险之中，而加国近10年来，每年都能盈余并能偿付30亿元以上的债务。专家指出，如果国库吃紧，那么更不可能有大的反贫困举措，贫困问题将持续恶化。恶化的结果是加国的大城市出现像美国大城市那样的社会分化景观，令社会环境进一步恶化到犯罪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在联邦预算吃紧的情况下，加上安省的经济前景受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而显得前途黯淡，就更让人担忧其反贫困的坚决程度。专家指出，如果现在不态度鲜明地采取措施，而眼睁睁让贫困化问题继续扩大发展，将来解决起来势必要背负更大的社会压力、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可惜的是，多数政客们往往只看到自己任内的事情，他们关注自己的名声问题大过真正下决心解决那些棘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