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对中国民族性批判得最深刻的人，我认为是中国的鲁迅、台湾的柏杨和香港的陶杰。鲁迅早就走入历史；日前，柏杨也去世了，只剩下陶杰。他还很年轻，而且多产，未来应该尚有很长的挥洒时间。

鲁迅、柏杨和陶杰，都不认为中国人可以实行民主政制。学者葛红兵说：鲁迅“从来没有相信过大众，也没有相信过民主。”、鲁迅“受尼采影响，不大相信民主体制，他认为民主会造成‘以众虐独'的局面，所以国家最好还是任由个人统治。”

陶杰在悼念柏杨时说：中国的一些官员“论断中国人民的教育素质差，不适宜像西方一样搞议会民主，很奇异也与柏杨相同。”台湾今年总统大选，柏杨曾担心民进党输不起而要搞戒严，他有逃离台湾的心理准备。至于陶杰本身，则提出“小农 DNA ”民族性之说。小农经济社会的一些国民，即使要办奥运这样的国际性大事了，仍有人表现出站在新开通的杭州跨海大桥上向海小便的素质。也幸而中国还没有充分的民主，否则，美国杜克大学的留学生“王千源一旦回国，有很大机会被凌迟碎割，其肉卖至十文钱一小块，像明末名将袁崇焕的结局。”

我认为这三位批评家本来对国家民族都充满热切的爱与期望，只是严酷的现实令他们一次次失望，终至于近乎绝望。唯有三月廿二日的台湾人民，才能使他们觉得“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但这种机会太罕少了。

记得有一次，在多伦多和在香港的陶杰用长途电话一起主持电台节目。我问他：“中港台都有大量留学生到西方国家求学，何以大学校园命案的凶手与受害人，多来自中国大陆？”他回答说：“这还用讲的吗，当然是他们素质比较差。”后来，有听众将我们的对话译成书面英文，去函加拿大广播管理局，指这是种族歧视。广管局收到投诉后，来函要我们提供辩解。陶杰知道此事后，表示他不会收回这一言论，说如果加拿大当局要起诉，他愿意飞过来应诉，该坐牢就坐牢。在第二天的节目中，他拿出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朗读其中一段，大意是英格鲁撒克逊人比中国人更加优秀，然后说：“你们去控告梁启超吧。”柏杨也说，英格鲁撒克逊民族对全人类贡献最大，他们创立了议会政制，使司法走上清明。说完他问：“我们中华民族在五百年来，贡献了甚么？”也许可以答道：“我们贡献了文革。”